1943年：国军七天丢掉13000人，高层却因“石牌大捷”授勋，真相是有人捏造了战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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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四三年五月，整个中国的目光都盯紧了长江边上的那个小地方。
前线战报一路传到陪都重庆，字字句句都说日军大部队这次是下了死手，直奔我们的大后方来了。
最高指挥官拍了桌子，下了死命令，这里就是“中国的斯大林格勒”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必须给我守住。
可谁能想到，那场决定国运的“决战”，核心阵地居然连火都没真正烧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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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四三年，全世界都在等一个结果，是继续往下走，还是开始往上爬。在欧洲，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吃了大亏，元气大伤；在亚洲，日军在瓜岛也败下阵来，盟军反击只是早晚的事。
在这个节骨眼儿上，咱们中国战场也不能松劲儿啊。当时国军正在筹备远征军反击缅北，用大白话说，就是得搞点真成绩出来，让国际上看看咱们的实力。
当时最高统帅的意思很明确，远征军的行动必须按时进行，不能贻误大局，不能让外国人瞧不起。所以，第六战区的司令长官陈诚就被调去指挥远征军了，他的位置先由孙仿鲁代理。
国军这边是主动换将，日军第十一军那边可就比较被动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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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军新上任的司令官冢田攻，这人运气真的太差了，刚走马上任没几天，他坐的飞机就被国军一三八师的高射炮给打掉了。一个司令官就这么没了，对日军来说，这个损失是巨大的。
没办法，日军大本营只好赶紧再找人。他们这次选中的是横山勇，这人可是和石原莞尔齐名的，圈里人都说他作风稳健。
跟着他一起上任的，还有新的参谋长小薗江邦雄和高参岛贯武治。日军高层觉得，这三人组合在一起，肯定能稳住局面。
府库都藏满了，老百姓还挨饿，钱在库里，人在土里。谁能想到，这几位“稳健派”，一旦放开了手脚，表现能让大本营那些老头子们大跌眼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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横山勇一到任，马上就发现了部队的大问题：士气很低，普遍都有厌战情绪。这仗打了这么久，士兵们都累了，军心有点散。
这事儿吧，横山勇那帮人就琢磨了，要解决士气问题，必须得打一仗，让士兵们重新找到战斗的感觉。
但这个对手不能太强，要是再吃败仗，那士气可就彻底破防了。
他们把目光锁定在了国军第六战区。第一，国军刚换了指挥官，军心未附；第二，国军的精锐部队都被抽调去云南了，兵力空虚。
第三，也是最关键的，宜昌江面上停着五十三艘船 [Original source text, 2.4]。这些船上装满了日军急需的物资，能把它们弄到手，这趟就值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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横山勇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：先以一部兵力打掉鄂中的部队，打通水道，把船运走。
然后，他要来一招声东击西，假装猛攻常德，等国军主力都去救常德的时候，他再把主力调向宜昌石牌一线，做出要进攻重庆的样子。
等国军主力回防石牌，横山勇的目的——练兵和抢船，早就达到了，然后就可以按计划战略撤退。
不得不说，这波操作是有点“东西”的。
果然，日军调集了三个师团加一个旅团，十几万人，首先把鄂中的部队给解决了。汉水、长江航道打通了，第一步目标达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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紧接着，日军部队突破了国军防线，占领了藕池口、石首、华容等地，拿下了进攻常德的桥头堡。一线的王瓒绪第二十九集团军损失非常惨重。
与此同时，日军又在三仙湖地区登陆，第七十三军一下子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困境。虽然经过全力救援，残部突出了重围，但损失真的是巨大。
从一九四三年五月五日到五月十一日，短短七天时间，国军在这一线的损失就达到了一万三千多人。这个数字，让人看了心疼。
横山勇这边，佯攻常德的假象也做足了。日军主力突破了王敬久第十集团军的防线，然后五月十八日，横山勇的第二步计划，明打常德、暗打石牌，正式实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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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时候，日军的进攻态势完全是奔着石牌要塞去的。南路的第十三师团迂回攻击渔洋关，北路的第三师团和野地支队直扑石牌要塞。
直到此刻，国军代理长官孙仿鲁才确定，日军真正的意图是石牌。
可是，国军高层又犯了第三次判断失误：他们觉得日军是想以恩施为跳板，直接攻打重庆。
最高统帅蒋氏更是坐不住了，他紧急抽调正在湖南休整的七十四军和七十九军，命令他们立即驰援鄂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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渔洋关这个地方一失守，通往第六战区长官部所在地恩施的道路就打开了。蒋氏那真是坐立不安，赶紧下了最严厉的命令。
他对江防军下令，必须死守资丘、木桥溪、曹家坂、石牌一线，并强调：石牌，是“中国的斯大林格勒”。
这道命令，把石牌保卫战直接抬到了决定国运的高度。
陈诚得令后，不敢怠慢，命令江防军总司令吴奇伟执行，吴奇伟又把任务交给了第十八军军长方天，方天最终把这个必须完成的任务，交给了第十一师师长胡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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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军当时承受的压力是很大的。之前没能收复宜昌，已经让蒋氏不高兴了，而且他们拿着优渥的军饷待遇，却一直没有拿得出手的战绩。
用大白话说，他们急需一场铁证如山的胜利来证明自己。
所以这次，陈诚和方天是铁了心，一定要在石牌打出一个响亮的样儿，给所有部队瞧瞧。
胡琏这个人，打仗有两把刷子，这一点没人能否认。但他也非常懂得人情世故，明白这场仗对于第十八军，对于他自己，到底意味着什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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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琏接下死守任务后，立刻发动全师官兵，昼夜不分地凿山构工。他心里很清楚，这是背水一战，一旦失守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在所有准备工作就绪之后，胡琏写下了那封著名的家信，向家中表达了自己与要塞共存亡的必死决心。那份决心，字字透着铁骨铮铮的勇气。
一个军人，在国难当头的时候，能做出这样的选择，确实让人心生敬意。但那会儿谁也没注意到，胡琏其实留了一手。
他早就提前安排了一艘船，就等着如果石牌真的守不住，他就能够有条后路。人性复杂，在生死关头，谁又能苛求一个军官的全部奉献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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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各路援军的回防，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。七十九军终于赶到渔洋关，将它收复。
但日军第十三师团立即回返，猛攻木桥溪，随后又向太史桥发起进攻，就是想从太史桥那里迂回，从背后包围石牌。
国军第三十二军第五师顽强地守住了太史桥，阻止了日军西进恩施的道路。
日军第三师团和野地支队击溃了国军第十八师，占领了石牌要塞的两个支撑点：曹家坂和朱家坪。
此刻的石牌要塞，南北两线都出现了日军，胡琏的第十一师驻守的核心阵地，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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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天军长命令胡琏率领第十一师死守，其他部队则集结在石牌上游的三斗坪。这个战术很明显，就是以石牌为支撑点，等所有援军到位，再进行大反攻。
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石牌那片山头上。所有人都屏住呼吸，等待着那场血战的开始，等待着那“斯大林格勒”式的决战。
就在这最紧张的时刻，国军上下都不知道，横山勇此行的真正目标，那五十三艘停泊在宜昌附近江面上的大小船舶，已经在五月二十九日悄悄地下航了。
杨坚存钱防乱世，儿子花钱造乱世，攒的没花的快。这仗打得再激烈，日军真正想要的东西，已经得手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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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只一撤走，横山勇那边立马变脸。他下令，取消第十三师团在太史桥的作战任务，全军反转。
南线的日军第三师团也开始进行战略反转。
最先发现不对劲的，是和日军第十三师团对峙的第三十二军第五师。他们发现日军阵地安静得可怕，赶紧率部追击。
而第十八军的主力还在向三斗坪方向撤退，他们根本不知道日军已经开始跑路了。
直到五月三十一日凌晨，断后的第十八师才报告：日军阵地上没有任何声音，经过侦察，日军已经撤退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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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消息传到方天那里，他那叫一个高兴，立马向上级报告：“已击败进攻石牌的日军！”
胡琏的第十一师，直到最后，都没有和日军在核心阵地上进行总攻。他们发誓要共存亡的斯大林格勒，最终只是打了一个外围防御战。
这个情况，后来就被那些吹捧胡琏的人，演绎成了一个精彩的故事。他们说：三千多人在进行惨烈搏杀，战况惨烈到三个小时内没有一声枪响。
你猜怎么着？这事儿吧，越想越觉的不对劲。
陈诚一听“胜利”了，赶紧下令全线反击，但此时的战斗，已经从保卫战变成了追击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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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后，关于这次鄂西会战的战果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。
第一种是日军的战史记载。他们说，整个会战中，他们战死一千零二十五人，伤了三千六百多人。其中，进攻石牌外围的时候，战死了两百八十六人。
这个数字，怎么看都和一场“大捷”沾不上边。但有人也说了，日军一贯有掩盖伤亡数字的历史。
第二种说法，就更让人匪夷所思了。这是第十八军参谋长赵秀昆的回忆，他揭露了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内幕。
赵秀昆说，第六战区上报的战果，都是他接受了方天的命令，而方天又接受了上级的命令，亲手捏造出来的。
捏造的内容让人有点破防：敌军伤亡人数至少三万以上，运到宜昌的伤兵多达万人。
这个数字，简直了。
赵秀昆说，他自己都捏造了一个：“北斗冲阵地前日军遗尸两千三百余具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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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秀昆自己都清楚，日军这次出动的兵力，在石牌正面的部队加起来也就几千人。就算把他们都干掉了，也不可能伤亡三万多人，那几乎意味着日军的三个师团要全军覆没。
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就是赤裸裸的政治需求。最高统帅部需要一场胜利，来堵住所有人的嘴，来给国际一个交代。
最高指挥部收到日军伤亡三万余人的战果后，马上通知了正在美国开会的宋子文。
结果，宋子文的回复，真的是太直白了。他没有使用任何外交辞令，而是直接表达了对这种虚报战果行为的强烈不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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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子文那话传回来，意思很明白：人家都知道你一贯虚报战果，这次你就不能少报一点，要点脸吗？
这脸面吧，一下子就丢到国际上去了。但不管怎么说，纸面上的胜利算是拿到了。
紧接着，论功行赏的戏码就开始了。陈诚、吴奇伟、方天、罗广文、胡琏，都获得了“青天白日”勋章。陈诚更是头一回拿到这个勋章，弥补了他多年的遗憾。
胡琏也因为“保卫要塞”的功劳，进入了最高统帅的视野，被当作第十八军继承人来培养。
这波操作，简直是神仙打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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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历史的真相总是藏在不起眼的地方。这场“大捷”中，那些真正打出了血性，真正给日军造成损失的部队，却被忽略了。
在日军撤退的路上，第七十九军暂编第六师的赵季平部和第七十四军的王耀武部，那才是真正的硬仗。
暂编第六师追得日军第十三师团长赤鹿理都一度失踪，毙敌三百多人。日军赶紧派独混第十七旅团回救，结果正好撞上了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一师和第五十八师。
短短几个小时的交火，独混第十七旅团就战死了四百多人，两名大队长直接阵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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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两场追击战的歼敌数量，都超过了被吹嘘的石牌外围“大捷”。七十四军之所以被称为“五大主力”，靠的就是这种实打实的战斗力。
对于有功劳的王耀武，最高统帅自然也不能亏待，他很快就被提拔为第二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。
可追击最勇猛的暂编第六师，因为他们是非嫡系部队，是受到排挤的“三苗”部队，没人理会他们。
这事儿吧，越想越觉的不公平。那些打了败仗的人，靠着捏造战果，个个升官授勋；那些打了胜仗的人，却因为出身，被扔在了角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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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过头来看，这次鄂西会战，国军指挥部确实出现了三次战略误判。
第一次，日军攻打鄂中部时，国军以为只是内战，隔岸观火，没想到日军是为了打通水道。
第二次，日军佯攻常德时，国军以为日军是来抢粮，调动主力增援，造成了石牌要塞兵力空虚。
第三次，日军攻打渔洋关和恩施时，国军以为日军要攻打重庆，赶紧调动部队回援。
结果呢？等国军主力到位时，日军早就完成了抢船、练兵的目的，施展了一个漂亮的“突进式反转”，带着战利品溜走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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横山勇的作战计划，从瞒天过海到声东击西，再到批亢捣虚，最后以一个突进式反转结束，确实很巧妙。
要不是在撤退的路上，碰上了暂编第六师和七十四军这种不按套路出牌的猛将，日军的损失还会更小。
胡琏师长因这场“保卫战”而平步青云，他的功绩和能力后来得到了充分的体现。但在这次石牌之战中，他获得的荣誉，更多的是政治对现实的需要。
府库都藏满了，老百姓还挨饿，钱在库里，人在土里。把一场伤亡比例如此悬殊的战役，说成是大捷，无论怎么看，都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味道。
这场所谓的胜利，最终只是一个政治的产物。
创作声明：本故事来源：《国民革命战史·抗日御侮》、第十八军参谋长赵秀昆回忆、日军战史等史料，本文依据史料的基础上进行创作历史故事，有些部分可能会在历史细节进行了合理推演。凡涉及推测性内容，均基于同时代的社会背景、文化习俗和相关史料进行合理构建，部分细节进行了文学性渲染和合理推演，有部分为艺术加工，如有表达的观点仅代表笔者个人理解，请理性阅读。部分图片来源网络，或与本文并无关联，如有侵权，请告知删除；特此说明！谢谢！
